1947年5月初的鲁南，山风还带着寒意，战士们脚底下却都是热的。几十万人的对峙，几十天的拉锯，在许多指战员眼里，最难熬的不是枪林弹雨，而是“找不到一仗痛痛快快打”的那种憋屈。也正是在这种焦躁情绪弥漫的时候，一支本来被安排“隐蔽待机”的部队，在关键时刻突然杀出，一下改变了整场战局的走向，这就是后来的“飞兵垛庄”的六纵。
有意思的是，从既定部署上看，六纵原本并不在华野主攻序列里，甚至在《孟良崮战役要图》上，他们的位置也有点“另类”——当其他纵队大多位于北面，准备由北向南合围时，六纵却远远地在鲁南，成一条“游丝”般的存在。很多年后再追溯那段历史，才越发能看出：这支表面上离主战场最远的部队，其实离战役胜负最近。
一、莱芜之后的“铁桶阵”
时间往前拨几个月，到1947年2月。莱芜战役刚刚结束，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全歼李仙洲部，五万余人灰飞烟灭，这一下在南京掀起了不小的风浪。蒋介石极为震怒，也不得不承认，华野已经不是此前那种可以用一个军、一个整编师大胆往根据地里闯的“土八路”对手。
战略态势从这里开始出现明显拐点。蒋介石把原先的“全面进攻”调整为更加集中的重点进攻，矛头直指陕北与华东两大解放区。对华东这一块，他调来了五大主力中的三支——整编74师、整编11师和第五军，依托这些核心力量，组建了三个庞大的兵团。
汤恩伯的第一兵团，下面带着整编74师等八个整编师；王敬久的第二兵团，掌握着第五军等8个军或整编师；欧震的第三兵团，同样统辖整编11师等8个整编师或军。三大兵团合计兵力四十五万五千人，在山东纵横排开，企图在沂蒙山区周围形成一道对华野来说几乎“密不透风”的铁桶。
这种部署，对当时仍执行中央军委“内线歼敌”任务的华野来说，压力非常之大。各级指战员斗志不低，可从3月到5月这两个月，华野不断来回机动，战役意图一次次调整，却始终难以找到理想的战机。这种“拳头打在棉花上”的感受，不止存在于普通士兵中，高级指挥员同样心里不痛快。
据粟裕后来回忆，从三月底到五月初，华野与敌军发生过四次小规模接触战，但没有一仗真正打痛了敌人。郯城、马头、新安一线，那次南下袭扰汤恩伯兵团侧后，被敌人迅速收缩阵形化解；泰安战役本来精心布置了围城打援，却遭遇各路敌军互相推诿，不敢贸然救援的尴尬局面；桃墟、青驼寺方向试图切割汤恩伯兵团，也被其“打一枪、退一步”的谨慎搞黄；新泰一带围攻整编11师，又因第二兵团突然出现，形势复杂，不得不主动收手。
如果只看账面战果，泰安一役歼敌两万四千人，俘获整编72师师长杨文瑔，在当时已经算漂亮，但从整体战略构想来看，这还远远谈不上“破局”。
二、毛泽东的电报与六纵的“隐身”
战场上久攻不破，焦躁情绪难免蔓延。1947年5月初，粟裕酝酿了一份新的作战方案。这一次，他不打算在原来那一圈“铁桶阵”的肋部硬拱，而是准备“拉开一点距离”，用远出击来撕开一条口子。
设想很直观：抽调两个纵队南下鲁南，在敌正面以外制造新的战场动静，逼迫国民党军向南分兵；同时再派一个纵队更远地深入苏北，威胁敌人后方交通与据点。一旦敌人把兵力拉长、摊薄，山东腹地的局面就有可能发生微妙变化，那时再找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吃掉其突出部分。
按照这一方案，当时六纵已经南下到新泰以西，随时可以向鲁南“点火”；一纵也准备相机配合；第七纵队则蓄势待发，目标指向苏北。这套安排随后上报中央，等待批准。
出人意料的是，毛泽东并不赞同这样的分兵行动。1947年5月4日，他致电华野：“敌军密集不好打，忍耐待机，处置甚妥。”字里行间既肯定了当前“忍耐”的价值，也点明了关键——敌军虽密，但只要不急着硬碰硬，迟早会露出破绽。
电文中，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：胶济线以南的广大地区都可以作为诱敌深入的空间，敌军占领莱芜、沂水、莒县，并非不能接受。只要敌人拉长了阵线，陷入“进不得、退不甘”的困境，反而给我军创造机会。这里有三条原则：要有足够耐心，要掌握最大兵力，不要过早惊动敌后方。
不得不说，这种不在一城一地得失上纠缠的视角，在当时看未必轻松，却极有远见。两天后，毛泽东又发来一份篇幅更长、指示更细的电报，重点仍是“集中兵力”“忍耐时机”，尤其明确提出，不赞成一纵、六纵南下鲁南，七纵深入苏北的设想，建议再等一个月，看敌情进一步发展，力争在山东腹地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歼灭战。
粟裕收到电报后，立即调整原先方案，命令已经抵达新泰以西的六纵停止南下诱敌，转而在鲁南地区隐蔽待机，暂不暴露。这支部队，从此在敌人视线中“消失”了一段时间。
与此同时，华野主力从前线适当后撤，放弃继续围攻昌潍、新泰，转而向莱芜、新泰、蒙阴以东地区集中。那一带是老根据地，群众基础好，地形复杂，道路狭窄，不适合敌人大兵团纵深推进，却便利于我军利用山地、村镇间的空隙进行穿插和包围。华野将这一部署通报中央后，得到毛泽东肯定，于是按此执行。
从表面看，这是一次“退一步”的动作。可正是这一退，使得原本戒心极重的国民党军产生了误判。
三、敌人误判中的战机
从1947年4月初到5月初，一个多月的拉锯，敌我双方都在试探、判断。当华野撤出部分前沿阵地，暂时放弃昌潍、新泰一线的强攻后，蒋介石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。在他看来，这更像是华野“撑不住”的表现，是连续机动作战后出现的后劲不足。
在这种判断支配下，南京方面对山东战局的态度明显冒进。国民党军乘着华野调整防线的空隙，加紧向前推进，先头部队陆续占领莱芜、蒙阴、新泰等地，一副要继续东进，挤压华野于更狭小地区的架势。
5月10日，整编48师和第七军等桂系部队从河阳地区出动，方向指向沂水一带。因为桂系部队位于汤恩伯第一兵团右翼，与其他师、军之间稍有拉开，这种“伸出去的右臂”，在战术上非常容易成为突破口。粟裕一度有意集中部分兵力，先拿桂系动手，给敌人“削个边”。
但他当时也有顾虑。桂军作战顽强，准备充分，若硬打，代价不小。得失之比权衡下来，他不敢草率下结论，只先命令各纵队配发弹药，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，具体目标却仍在犹豫。
就在这天晚上，一条新情报突然送到指挥部，局势立即变得清晰又紧迫。1947年5月11日，情报系统报告：汤恩伯第一兵团中路主力整编74师，已由垛庄经孟良崮向坦埠以南杨家寨方向发动进攻。
坦埠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华野指挥中枢的所在。整编74师这样一支被视为“五大主力”之一的王牌部队，直指我军“脑袋”，不难看出汤恩伯兵团的真实企图。
粟裕把已有的各种情报摊开，仔细梳理。他面临的一个关键判断是：整编74师这次行动，是一次“单兵冒进”，还是整个第一兵团配合的中路突破？事后资料表明，当时敌人在侦察中已经摸到了坦埠的重要性，汤恩伯的设想，是以整编74师为中路拳头，两侧则由整编83师、整编25师等跟进，形成一条压向坦埠的楔形突击。假设华野不敢正面接战，就打算借这个机会，把华野主力硬挤向黄河以北，或者压缩到胶东狭小地区。
从敌人的角度看，这似乎是一次“胜券在握”的动作，毕竟前一段时间华野频繁机动而少有大仗，多少让他们对我军战意、战力产生了误判。也正因此，这才给了华野“抓住中路”的机会。
然而形势并不宽裕。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行军一向谨慎，他并没有离左右两翼太远。整编83师与25师在侧翼，距离并不大。一旦华野阵势展开，让敌人嗅到危险，对方随时有可能收缩、防守，战机稍纵即逝。要想把整编74师从整条兵团线上“抽”出来，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切断其后路，让其前进后退都陷入困境。
这时，先前在鲁南隐蔽待机的六纵，就成了那把可以突然从袖子里“抖出来”的剑。
四、“飞兵垛庄”的奇兵一击
在新泰以西隐蔽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六纵，终于等来了调令。粟裕下令：六纵立即出动，昼夜兼程，直插垛庄，切断整编74师的退路。命令传到六纵时，所有人心里都很清楚，这一仗意味着什么。
这里不得不提一段旧账。1946年，两淮、涟水一线作战中，当时还叫“六师”的部队与整编74师交手，吃了极大的苦头，尤其是涟水之战，伤亡惨重。战后，陈毅得知情况，曾一度动怒，提出要撤掉王必成的职务，认为这支部队损失过重，指挥上难辞其咎。后来还是粟裕出面，说此战环境复杂，责任不能全部算在一人身上，才让王必成保住了指挥权。
事后，王必成曾对粟裕说过一句话：“打整编七十四师不要忘记我们六纵。”这一句，既有愤懑，也有一种带着火气的执拗。到了1947年5月，当新的机会出现，这句话就像被重新点燃。
接到命令后，六纵两万余人一日一夜急行军，硬是赶出了120公里的行程。山道泥泞，夜里摸黑翻山，许多战士脚底磨出了血泡，干脆把破了皮的地方戳个洞，挤出血水接着赶路。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这回可别再让张灵甫跑了。”一句话，说得粗，却点中了全纵的心气。
六纵先头部队是饶守坤指挥的18师，作为箭头插向垛庄。5月14日清晨，六纵抵达垛庄西南的观上、白埠一带，稍作调整，准备向垛庄发起进攻。5月15日拂晓，在一纵配合下，六纵对垛庄发动猛攻。
让许多人都感到意外的是，这一仗打得出奇顺利。仅仅半个小时的激战，垛庄就被拿下。防守之敌很快被击溃，阵地转瞬易主。从攻击发起到城镇被控制，时间短到连不少参战官兵都觉得有些“没打过瘾”。
战后王必成打电话给18师师长饶守坤，语气里还有点不敢相信：“拿下垛庄了？真的假的？”饶守坤在电话那头回答得很干脆：“垛庄在我手里，是真的。”
至此，整编74师的后路被彻底切断。无论张灵甫本人当时预判如何，这一下都等于把这支中路突击的王牌，牢牢钉在了孟良崮前线。
从战役态势图上看，六纵的机动路线尤为醒目。《孟良崮战役要图》中，六纵位置明显偏南，方向是由南向北突进；而华野其他各纵，基本是自北向南压下去。敌人的注意力，大多被正面和两翼牵制，根本没想到会有一支部队，从远在鲁南的隐蔽地域，突然“飞兵”般插到垛庄背后。
站在敌军指挥官的角度，张灵甫确实也有重大失算。他判断左右两翼的整编25师、整编83师距离不远，后方重兵拱卫，自以为退路足够稳固。依照过去的经验，他觉得华野会先盯着桂系或其他侧翼下手，而不会绕这么大一圈专门来切他后路。遗憾的是，这一次，他估错了对手的耐心与决心。
如果没有前一阶段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南下的那几封电报，如果没有六纵在鲁南长时间的隐蔽待机，这支部队未必能以如此突然、迅猛的姿态杀到垛庄。这一前一后，看似毫不相干的决策与安排，在1947年5月中旬，却在垛庄这个小地方拧成了一股力量。
有意思的是，从结果来看，六纵在这场战役中真正承担的角色，与最初计划中“南下鲁南闹动静”的设想完全不同。原来是想把他们当作诱敌的远程兵团，最后却成了一支从侧后突然出场的奇兵，直击敌军中路“要害”。从“诱敌之兵”变成“断路之刀”，变化之大，很能说明当时战场形势的多变，也反映出华野指挥层在关键时刻的决断力。
垛庄被夺下之后，整编74师已成“进退失据”的孤军，被迫在孟良崮一线与华东野战军展开激战。六纵飞兵垛庄这一举动，看似只是一句“半小时攻占一城”的战报，背后却串起了莱芜战役后的整体战略调整、毛泽东的多次电报指示、华野一个多月的“折冲樽俎”，以及一支曾在涟水吃亏的部队压抑许久的战意。
从战史角度看，这一段不算最长，却极有代表性。决心、忍耐、误判、奇兵，在短短几天之内交织在一起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那段被战士们形容为“电报嗒嗒嗒，小兵扑扑扑”的来回机动，如果没有那种“暂时打不响大仗”的郁闷，六纵突袭垛庄时的那种爆发力，恐怕也不会如此集中。
战场上的偶然，往往建立在长期的必然之上。鲁南待机的六纵，原本只是棋盘上的一枚“预备子力”，在1947年5月中旬，却意外成长为改变战局的关键落点。这种变化，本身就是那一年华东战局中，最值得玩味的一幕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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